战时的审查与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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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所有经由美国邮政邮寄的国际邮件，以及所有通过西联汇款、美国无线电公司以及ITT公司所属国际电缆传送的电报，都在调查局的监控之下，随后，调查局则改组为联邦调查局，[13]并受到美国军方的监督。[14]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战争部，随后则由审查局监控全部“经邮件、电报、广播或其他传输手段出入美国的信息”。[15]1942年，每周就有350000封跨国电报和25000封越洋电话被监控。[16]:144而1941年11月到1945年8月期间的所有进入美国国界的信件，均被拆封并进行情报搜集。[15]
黑箱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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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黑箱计划，又名为密码部和MI-8，是第一个和平时期进行密码分析的政府机构，由美国陆军和美国国务院提供经费。这家政府机构在和平时期破译外交信息的密码，并运作至1929年。[17][18]
酢浆草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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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酢浆草计划开始进行，该计划收集出入美国的全部电报信息。[17][19]大型电信公司，例如西联汇款、美国无线电公司以及ITT公司都积极配合美国政府获取国际通讯信息的尝试。[20]
国家安全局（N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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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0月24日：杜鲁门总统发布一则国家安全委员会情报指令，正式成立了国家安全局（NSA）。同年11月4日，国家安全局正式开始运作。[17]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国家安全局是由杜鲁门总统在“绝对机密”的情况下成立的，[21]，其管理层特别重视监控行动，仅仅在杜鲁门总统上任六个星期后，就开始了对罗斯福总统的亲信托马斯·科科伦进行电话窃听。[22]窃听的电话录音现保存于杜鲁门总统图书馆与博物馆中，其他的文件依然被认为是机密的。(~233,600 pages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联邦调查局（F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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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体制化的监控行为在1896年由国家刑事鉴定局开始进行，并在1908年演化为了调查局，在美国司法部的授权下运作。1935年，联邦调查局成长为一个由约翰·埃德加·胡佛领导的独立政府机构，其行动手段包括电话窃听、电报监听、邮件监视、垃圾搜集和渗透，还为被认定对国家安全有威胁的美国公民建立了FBI档案，到1939年，档案中包括1000万美国公民。[23]
以打击“共产主义者”和其他的颠覆分子为名，在麦卡锡主义盛行期间，FBI对其目标人物在公共和私下场合施加压力，摧毁其正常的日常生活，著名的例子是好莱坞黑名单中的“好莱坞十君子”。在1950年代，FBI的监控和调查活动进一步扩大，开始利用信息情报进行政治暗杀，包括了对政治活动家弗雷德·汉普顿（英语：Fred Hampton）和马克·克拉克的暗杀。而1963年马尔科姆·X的死亡、1965年Viola Liuzzo的死亡、1968年马丁·路德·金的死亡、1976年Anna Mae Pictou Aquash的死亡以及1990年朱迪·巴里的死亡等一系列爆炸、暗杀和死亡，均被认为可能与联邦调查局有关。
而随着联邦调查局对国内监控的持续扩大，许多社会知名人士也成为了联邦调查局秘密调查的目标，包括：
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 —— 埃莉诺因对胡佛直言不讳的批评，以及将联邦调查局比喻为“美国的盖世太保”而被列入的联邦调查局的档案清单。[24]埃莉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声反对仇日偏见，并随后出任了联合国大使，参与起草了《世界人权宣言》。根据联邦调查局为埃莉诺编写的3000多页档案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表明，联邦调查局层曾密切监控埃莉诺的活动和写作，并准备了一系列针对她本人可疑的共产主义行为的指控。[25][26]
著名男歌手弗兰克·西纳特拉—— 他在联邦调查局中的档案达1300多页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1943年就开始有记录。档案中包括了他与美国共产党有关的指控。联邦调查局曾监控西纳特拉本人和其关系者达几十年。[27][28]
著名女演员玛丽莲·梦露 —— 联邦调查局自1955年就开始记录他的档案，直到她意外死亡之前仍在更新。档案重点记录她的旅行和人际关系，并试图找到任何左翼观点的迹象与共产主义的联系。[29]她的前夫亚瑟·米勒也同时被联邦调查局监控。玛丽莲·梦露的档案至今仍处于重度审查中，但联邦调查局已经公布了一个“经过整理”的版本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29]
披头士乐队歌手约翰·列侬 —— 1971年在列侬获得签证抵达美国与反战活动家见面后，联邦调查局就将列侬置于监控之下，并曾试图将列侬驱逐出境。[30]在那时，反越战情绪已到达极点，而列侬经常在反战示威集会上演唱他的反战歌曲《给和平一个机会》[30]美国政府认为如果全文公布列侬的三百页档案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会导致针对美国的国外外交、经济和军事报复，[31]因此仅仅公开了一个经过大量审查的版本。[32]
披头士乐队 —— 披头士乐队本身则有一份独立的档案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许多20世纪杰出的历史人物，包括数名美国公民，均遭到了联邦调查局的无证监控，以便进行人格暗杀，即通过抹黑来摧毁个人、机构和国家的声誉。
左图：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他支持反战运动，反对核武器扩散，同时也是多个公民权利团体的成员，例如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参见爱因斯坦的政治观）。由于他的政治观点，爱因斯坦遭到了电话窃听和联邦调查局的邮件搜查，试图将爱因斯坦与苏联间谍联系起来，加以抹黑，并最终将他从美国驱逐出境，但没有成功。[33][34][35]
中图：马丁·路德·金，他是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的领袖，曾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别行动目标，旨在“消除”他作为民权活动家的威胁。[36]一则联邦调查局备忘录认为，马丁·路德·金是“整个国家最危险和最有成效的黑人领袖”。[37] 调查局试图收集收集证据以证明他曾收到共产主义影响，但没有成功。
右图：丹尼尔·艾尔斯伯格，他在1971年将五角大楼文件泄漏给了媒体，随后遭到了最严重的一次政府监控和人格暗杀。白宫曾派遣特工潜入艾尔斯伯格的精神科医生的办公室，试图盗窃艾尔斯伯格的医疗记录和其他不利信息[38][39]这些秘密活动随后在水门事件的调查中逐渐浮上水面，并导致了尼克松总统的辞职。[40]
参见：联邦调查局同时也存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1500页档案与马丁·路德·金的17000页档案。然而由于法庭命令，其中的一些内容已经删除，而许多内容在2027年前将不会公开。[41]
1967–73年：MINARET项目（现已停止）开始对美国公民进行监视。根据美国陆军的请求，参加过反越南战争游行示威的公民都会列入联邦调查局的“观察名单”中。[20]
1976年，美国参议院下属的丘奇委员会发布了名为《情报活动与美国人权利》（PDF，26.54 MB）的最终调查报告。
根据《纽约时报》获得的档案，美国企业大亨沃尔特·迪斯尼从1940年到1966年去世之间，一直是美国政府的“S.A.C联系人”（受信任的线人），帮助美国政府从演艺界清除共产党人和异见人士。[42] 参见: 好莱坞黑名单
丘奇委员会介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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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美国参议院成立丘奇委员会，开始调查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普遍进行的非法情报活动。
[17]调查显示，国内的大规模监控是由美国联邦政府最高行政机关（即总统府白宫）授权的，并横跨罗斯福和尼克松两届政府。以下事例均为丘奇委员会的调查结果：
罗斯福总统曾下令联邦调查局将那些向白宫发送电报反对罗斯福总统国防政策，并支持查尔斯·林德伯格上校的美国公民列入档案。[43]
杜鲁门总统曾获取罗斯福总统助理的内线消息，并利用消息进行人事任命、工会谈判计划和新闻发布的决策。[43]
艾森豪威尔总统曾下令通报伯纳德·巴鲁克、埃莉诺·罗斯福和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与国外官员纯粹的政治往来和社会交往活动。[43]
肯尼迪政府曾要求联邦调查局窃听一名国会工作人员、三位行政长官、一名游说家和一家华盛顿律师事务所的电话。而时任美国司法部长的罗伯特·弗朗西斯·肯尼迪层下令窃听马丁·路德·金的电话，并使用电子窃听器窃听一名国会议员，并且均获得了有政治意义的情报。[43]
约翰逊总统曾下令联邦调查局将他的批评者，时任国会议员的巴里·戈德华特“列入名单”。约翰逊总统还下令对仅仅在国会中批评他的议员收集政治情报，并在1964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英语：1964 Democratic Convention）期间利用联邦调查局的电子监听手段收集到大量的情报。[43]
尼克松总统授权了一个电话监听项目，收集白宫人员，包括最高法院大法官在内的大量无关国家安全，纯粹是政治或个人信息的情报。[43]
丘奇委员会的最终报告（第二册）中披露了下列的统计数据：
超过26,000人曾被联邦调查局列为在国家紧急状态后的拘捕目标。[43]
超过500,000份国内情报档案在联邦调查局的总部保存，仅1972年就有65,000份档案开启。[43]
至少有130,000封一级信在1940到1966年期间被联邦调查局开封拍照。[43]
在数百万封一级信中，共有四分之一在1953年到1973年间被中央情报局开封拍照。[43]
数百分封来自、抵达或途经美国的私人电报，在1947到1975年间通过国家安全局与美国电信公司签订的秘密协议，被国家安全局获取，。[43]
超过100,000美国人被列入美国陆军的情报档案。[43]
超过300,000人的记录在中央情报局的“混沌行动”（Operation CHAOS）期间被记入电脑档案。[43]
超过11,000个人与团队被列入到美国国家税务局的情报档案中，税务局以“政治目的而不是税收标准”进行税务调查。[43]
作为这些发现的回应，美国国会成立了美国外国情报监控法院，用于向情报部门的监控行动发放搜查令。[44]而在几十年之后的2013年，外国情报监控法院的法官雷吉·沃尔顿（英语：Reggie Walton）则向《华盛顿邮报》透露，法院对政府监控活动的监督能力是有限的，有时法院的行动“被迫”依赖于联邦情报机构提供的信息准确度。[45]
在1975年8月17日，议员弗兰克·丘奇则在国家广播公司的新闻发布会上做了发言，但没有点明“这个情报部门”就是国家安全局：
“
为了了解潜在敌人的所作所为，美国政府已经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技术措施，从而允许监控我们通过空中电波传送的消息。如今对于美国而言，关注海外的敌人和潜在敌人是必须也是重要的。但我们必须同时知道，美国的这种监控力量可以在任何一刻倒戈转向美国人民，而对于这种监控一切的力量，没有人还会有隐私 —— 无论是电话通话、电报都无关紧要。你将会无处可藏。如果政府成了暴政，如果独裁者成了总统，情报界的技术力量将会赋予政府全面施行暴政的力量，而我们将无从抵抗，因为就算是用尽所有小心谨慎的抵抗手段，无论这个过程是多么的隐蔽，这依然处于政府的了解之中。这就是科技带来的力量。
我不希望目睹这个国家跨越这条界线。我知道让美国成为全面暴政的这种力量是存在的，因而我们必须要看到：使用技术手段执行任务的这个情报机构，以及全部机构都应符合法律并处在适当的监督下。这样以来，我们才永远不会坠入深渊之中，这样的深渊是一去不复返的。[46][47][48]
”